清华教授主张“插队处罚”入法 以此来培养人们的秩序感训练人民的规范意识

插队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得拘留个十天半个月?听起来像是个酒桌笑话。然而，这的确是专业学者发表在专业刊物上的专业意见。

提出这一立法建议的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黎宏。日前，他在一份法律专业报的“理论周刊”上发表文章《插队处罚应当入法》，郑重建议：

值此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之际，在其修改草案第三章第一节第25条中专门增加一项‘在公共场所插队的’内容，以将生活中常见的插队行为，通过法律规定宣示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而要受到处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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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没有给出具体的罚则，但是按照他给出的海外立法的标准，拘留、罚款的处罚可不轻。黎教授真的辛苦了，能在这么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上，找出“外国也有”的立法依据，真是太用心了。世界那么大，总能找到几个“外国也有”。至于更多的“外国没有”或我国独有，就当不存在吧。

近期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的讨论很多，圈内圈外都很关注。贵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的黎教授能够不为所动，在热点之外拈出个“插队处罚入法”，很明白人情世故、轻重缓急。

但是，我就想问一句：黎教授你是当真的吗?你作为刑法专家，立法过度、越项立法、不当授权的危害性应该都懂吧。

在此，不谈大道理，就说说黎教授立法意见的细节。

黎教授提出，插队而引发纠纷甚至“血案”的情形屡见不鲜，后果触目惊心。照此逻辑，家庭矛盾、感情纠纷引发的“血案”更多、后果更触目惊心，也要一一“入法”吗?那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要修改、增加的内容可太多了。

谈恋爱劈腿拘留十天、不孝敬公婆拘留十五天等等，得把拘留所开到每个小区。“把血案扼杀在萌芽中”的想法虽好，司法成本显然是承受不了的。

黎教授援引“外国也有”的日本、新加坡，都是发达国家，我们还比不了。就那么点司法经费，又要顾着“我国独有”，还要学习“外国也有”，够用吗?

拘留所的窝窝头也是要花钱的，眼下的就要给“穿衣不正确的”多留点预算，黎教授就别惦记着把“插队的”也弄进去了。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眼看着拘留所的铺位大有增加之势，能省的还是省点吧。

再者，“××处罚入法”要是能管用，那插队引起的“血案”本来就不该发生。无需公共场所都立个“打人伤人犯法”的牌子，成年人都知道那样做的法律后果。但是，各式各样的伤害案件不是照样发生吗?再往大里说，贪腐处罚自古都是入法的，历朝历代前赴后继的也没见少。

如果用入法警示可以减少违法犯罪行为，那法律专业人士岂不是白莲花盛开的净土了吗?事实果真如此吗?黎教授可以统计下，法律专业人士的违法犯罪率是比普通老百姓低还是高?最近就有一位一级大法官出事了，此前还有几位。黎教授怎么不建议在最高院门口树块“贪腐违法，伸手必抓”之类的警示牌子?

虽说老百姓更好吓唬，但是排队现象太常见了，吓唬成本还是有点高。树个牌子吓唬，不管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派警察，也不合适。为了这么点民间琐事，把市井生活的气氛搞得紧张兮兮的，得不偿失。

把执法权放给城管、保安也是一策，但是执法水平能有期待吗?基层执法乱象的新闻，可不比插队引发血案少。黎教授对提高中国老百姓素质、提高中国老百姓的公共秩序意识高度重视，值得点赞。但是，高估基层执法的能力和水平，是有点专业领域的“灯下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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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黎教授选择的例子也可商榷。以“大医院挂号时经常出现排长队的现象”为例，解释排队早起先到的资源分配公平合理性。道理当然是正大的，但是这例子举得着实触心境。

黎教授明鉴，中国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有人是排长队早起先到、先来先得，也有人合法合规地不排队唾手可得。“公平合理”四个字，看着扎心。以黎教授的地位，即便现在要排队看病，将来多半也不用，所以对“公平合理”产生了误解?

解决看病难排长队的方法有很多，“外国也有”，倒也不是一味强调排队看病的公平合理，更不是把插队的都抓起来。

其实，中国社会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供应比票证时代要丰饶富足得多，排队现象已经大大减少。矛盾比较突出的就是公共服务领域。增加资源投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才是治本之策。

公共资源分配当然要公平合理，但是前提还是要资源充足、系统高效。否则，就算老百姓经黎教授严格立法的规训，能够做到百米长队纹丝不乱，黎教授满意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所以说，与其把有限的财政支出花在扩建拘留所上，还不如多建几家医院、多开几个服务窗口来得实在。

总之，黎教授这样的大专家追求法治的形式美感，誓将法条堆砌得密密麻麻、整整齐齐，把老百姓管得服服帖帖，都是了不起的个人事业追求。把“外国也有”作为法制建设的他山之石也是好的，可是专门挑那些专管百姓日常鸡毛蒜皮的“外国也有”拿来“攻狱”，似有取巧之嫌。

请黎教授在追求个人事业之余，也要多考虑本国的实际国情，包括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基层执法水平等等。说句大白话，就是别为了显能耐瞎折腾，让老百姓过点安生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