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斌: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

近日，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以《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发表文章，讲述了自己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期间实地当外卖骑手的经历，引发网络热议。邢斌在文章中提及，自己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车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近日，本报全媒体记者对话了这位“破圈”走红网络的大学教师。

对生活有“切肤之痛”

写东西才不会“轻飘飘”

广州日报：当初为何想要体验送外卖?

邢斌：我本身是做文学研究的，我的想法就是想多一些社会历练，多经历一些事情。就像我此前说的，如果对生活没有“切肤之痛”的话，写出来的东西都是“轻飘飘”的。我不是做社会学研究的，这次经历也不是一次专业的社会调查。当然，我分享的这种体验能产生社会反响，我觉得是个好事情，可以让外卖骑手群体得到更多的关注。

广州日报：文章反响如此热烈，有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困扰?

邢斌：说实话，一篇即兴之作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完全超出我的预期，我也没想过会走红。这件事的热度太高的确给我和家人的生活带来挺大的困扰。一开始我做外卖骑手这事就只有我们一家三口知道，我都没准备对外公开。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就连我太太也跟我开玩笑说“你现在成名人了”。她现在出门都有些不好意思，怕遇到熟人被问起。

曾花一整天申诉

只为被罚款讨个公平

广州日报：罚款的问题你文章里也谈得比较多，是不是觉得罚款机制不公平?

邢斌：对外卖骑手来说，哪怕迟到一秒钟也是迟到，罚款一般是配送费的20%，如果迟到5分钟以上，这一单的利润就很薄了，可能有50%的配送费被扣;如果迟到20分钟以上，那就可能要倒贴钱了，总之迟到的时间越长，被罚的比例越高。可能因为我动作比较慢，基本上每天都有被罚钱，单次从2元到10元不等。比如到了饭点时，外卖骑手选了一个“系统派单”的模式，而你的级别可以同时挂5单，但很多时候你到了取餐的地方，饭菜还没做好，尤其是到了一些专门做外卖的餐厅你会发现，一大堆骑手都在那里等着，人家凭什么要先做你的?有时我还得跟老板说好话，让他把我那一单早点做出来。

但也有扣得比较狠的时候。比如迟到比较久还被客人投诉，我会被罚款50元，我就会很生气，又不是人为的原因迟到，凭什么罚我的钱?我就去走申诉渠道，但后来发现根本走不通，申诉了两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后来如果是小额罚单我就懒得申诉了，但像罚款50元这种肯定要申诉，因为50元我要跑六七单才能赚回来。

扣200元的情况我遇到过一次，那意味着我一天都白干了。那天我很生气，我把录音、现场照片，包括顾客给我写的情况说明都拍照发过去了，最后还是被罚了200元。那次我从早上8点多吃早饭开始，一整天都在忙这个申诉的事情。平台经理对我这股牛劲也有些恼火，他说“你有这一天的时间你干嘛不去跑外卖?跑这一天你不也跑100多块钱吗”?我跟他说这不是钱的事，我得讨个公平，但后来这单申诉还是没成功。我觉得这是平台今后需要调整的地方：为什么商家可以评价骑手，顾客可以评价骑手，但是反过来骑手不可以评价呢?它是一个单向的评价体系，骑手在其中处于弱势的地位，这是不公平的。

广州日报：外卖骑手不遵守交通规则也是常见问题，你对此怎么看?

邢斌： 2023年7月31日到8月6日这一个星期，上海市外卖骑手发生交通事故和交通违法事件2万例。一些外卖骑手宁可闯红灯也要“快跑”，因为送餐每慢一秒都可能会被罚钱，骑手们也会存在“闯红灯有时不一定被查处”的侥幸心理。

当然，我的建议是千万不要闯红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次闯红灯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根据我的经验，如果骑手在送外卖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风险都是自己承担，姑且不论因为送餐迟到而遭到的罚款或是交警开的罚单，如果是因为你的电动车超速发生事故，自己受伤不说，还要负全责，赔偿对方的损失。

让科技更有温度

应建立双向评价机制

广州日报：你发布这篇文章，是否也是为了发现外卖平台的不足之处?

邢斌：我发布这篇文章本身不是为了控诉平台这不好那不好。对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和家庭来说，外卖骑手这个行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心找工作的缓冲期，可以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只要腿脚勤快肯吃苦，通过送外卖还是可以获得一定收入，自食其力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对于外卖平台我还是心怀感恩的。我的文章并不是说要抨击平台的算法有多么冰冷，导致外卖骑手疲于奔命，我的想法是，如何让科技更加有温度。毕竟，科技是一种工具，让科技造福广大群众才是最终目的。相信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系统，对外卖骑手更友好，更充满温情。

广州日报：你觉得外卖骑手评价系统可以在哪些方面更完善一些?

邢斌：我觉得要建立一个双向机制。顾客可以评价外卖骑手，外卖骑手对顾客也应有一个评价系统。在国外，外卖骑手如果被投诉的比例比较高，就会被强行终止一天的工作，然后接受培训;而顾客如果一年内被差评5次以上，这个顾客就没有在系统里继续点单的权利，应该是双向制约，不能只制约外卖骑手。

一开始就准备好被责难

要体验就得“原汁原味”

广州日报：在决定做外卖骑手前你是否就已做好了被责难的准备?

刑斌：是的，这在我选择做这个体验之前就想好了。要体验，就要原汁原味地体验。

广州日报：你文章中提到外卖骑手还要帮客人丢垃圾，真有此事吗?

邢斌：的确会有。有时候我去送外卖，顾客会要求让我帮忙把放在门外的垃圾顺手带到楼下扔掉，我说这不是我的工作职责，但对外卖骑手来说，顾客是得罪不起的，我只能帮人家把垃圾丢了。我后来和其他外卖骑手交流，他们也会说“你敢不照做吗?还想不想干外卖了?”甚至还有客人让我上门之前顺路给他买其他东西一起送过来，我都得照做。

广州日报：你的文章发出来之后，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比如质疑你并没有跑2000多单，你对此如何看待?

邢斌：其实这个我也解释过了。“2000多单”并非精确的统计，是根据收入反推的估算数值，除了单子本身的价格，收入还包含平台的跑单奖励、天气补贴等。我接的单价低的小单比较多， 如果收入350元，我就约等于是跑了100单。并且我不止在一个平台跑外卖，所以总订单数计算也包括其他平台。我是做文学研究的，不是搞专业的社会学调查，我发布的也不是一篇专业的学术调查报告，没想过去字斟句酌地写。

广州日报：这篇文章有没有可能为外卖骑手群体带来一些利好?

邢斌：据我所知，我们这边的相关部门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了，包括外卖平台和配送机构也积极采取了措施，对于我文章中提到的那些问题作出了回应，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这篇“无心之作”能为外卖骑手群体带来生存环境的改善，那就真是意外收获了。外卖骑手需要的是好订单而非同情，我相信接下来这个群体的处境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