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尊友对艾滋病防治的贡献 改变了中国艾滋病防控现状

知名公共卫生专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因病于10月27日不幸去世，吴尊友大半生都专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改变了中国艾滋病防控现状。

据《经济观察报》消息，知名公共卫生专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因病于2023年10月27日不幸去世，享年60岁。数位吴尊友的同事、生前好友证实了这一消息。

界面新闻获悉，吴尊友此前已身患胰腺癌两年左右。胰腺癌由于其患者生存期短，五年生存率仅有5%左右，素有“癌王”之称。

纵观吴尊友的履历，他半生与流行病防控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其人也最终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走进大众视野。

2003年，吴尊友曾参与防治“非典”工作。2020年，吴尊友又作为中疾控的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参与到了新冠疫情防控的一线工作。

三年里，吴尊友出席了多场国家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也多次就疫情发展作出研判，而三年间黑发变白发的照片也让他一时得到海量关注。不过公众并不知道的是，吴尊友“三年白头”的背后，是其在2021年年初诊断出胰腺癌，并接受治疗的影响。

一位国内公共卫生专家提供的吴尊友近期与友人会见的照片显示，其身形已经非常消瘦、头发花白且有大量脱落。

今年3月，吴尊友曾在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采访时候回应了自己“三年白头”，当时他说：“应该说很多人付出比我多，他们在一线工作，有些人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的这些投入真的算不了什么，很多人头发比我白得多，我只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好像感受到我的工作经历。实际上更多人承受比我的压力更大，他们比我更辛苦，而且付出得更多，贡献得更多。”

吴尊友从2017年4月起开始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现任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预室主任。虽然他的名字传遍五湖四海却是因为新冠疫情，但实际上，吴尊友大半生都专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他改变了中国的艾滋病防控现状。

1963年，吴尊友出生于安徽黄山的一个农村。1980年，吴尊友考上了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系，这是他踏入公共卫生领域的开始。

五年的大学时光里，吴尊友除了学习专业课程，还在卫生防疫站实习。据《中国慈善家杂志》报道，吴尊友被分配到安徽巢湖地区医院实习临床实践，在上海市闸北区卫生防疫站实习公共卫生。

本科毕业后，吴尊友又考取母校的流行病学硕士。1988年毕业后进入安徽省防疫站工作。在安徽省防疫站工作一年左右之时，恰逢美国国立卫生院的培训项目与中国卫生部合作，计划在国内疾控系统中考试选拔一名公派留学人员，吴尊友参加了选拔，并在两年后拿到了名额，1991年去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博士学位。

1995年学成归国后，吴尊友加入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成为中国研究艾滋病学者第一人，也是时任院长曾毅院士的博士后。

而后的两年时间里，吴尊友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负责艾滋病行为干预方向。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中部地区由于人为事故造成的采浆操作污染引发艾滋病毒血源感染。吴尊友在这一事件中，提出应急措施建议，避免了多人感染。随后，他在该人群开展流行病学研究证明了这次暴发流行，科学描述了该人群的流行特征。

作为一种传染病，艾滋病主要有母婴传播、经血液传播和性行为传播三种传播途径。而中国在艾滋病防治上的主要贡献即是推动检测和治疗。

早先，艾滋病在国内因吸毒带来的血液传播而大规模出现。1996年，吴尊友和同事们策划了中国第一个在娱乐场所的防控艾滋病行为干预试点，包括艾滋病知识科普、发放安全套等。1997年，在吴尊友等人的建议下，国内首次尝试向社区的吸毒者介绍安全注射方法和发放一次性注射器。同年，他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高危人群干预研讨班。并且两年后在全国开展清洁针具交换试点，将危险注射行为下降了50%。

另外，作为“美沙酮维持治疗国家工作组秘书处主任”，吴尊友将国际上多国已经采用的美沙酮维持疗法在国内推广。该疗法是在吸毒人群中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有效方法之一。仅在2006年，全国美沙酮门诊由不到60个增加到了320个，治疗人数从不到5000人增加到4.6万人;抗病毒治疗由2万人增加到3万人。

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吴尊友谈到，中国性病就诊者和性工作者的感染率都很低，一直是低于1%。这实际上是中国艾滋病控制的一个最大贡献和成就。因为性工作者在艾滋病的传播中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变压器，如果这个群体感染率高，后果非常可怕。他们不仅基数大，而且一个性工作者如果感染了，会传染给很多客人，后者再把病毒带回家传染配偶，那全国的艾滋病感染率就高了。

2020年吴尊友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曾谈到，上个世纪做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的时候是自己工作“最艰难的时刻”。他说：“上世纪90年代，吸毒、同性恋、暗娼都是很敏感的词。这些人群本身也受到社会的一些不同看法，做好这群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就需要政策支持，但那时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工作开展起来就非常困难。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当时领导给我的保护和支持。他们告诉我，做这个工作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

在检测上，吴尊友提出传染病防治不能将隐私绝对化，必须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2006年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法》也通过法律手段保障了感染者的隐私权。尽管有争议，吴尊友在此后借助联合国大会、世界艾滋病大会等平台，介绍中国扩大检测，尽早发现感染者的做法，并在《科学》杂志上刊文，介绍检测发现感染者对控制艾滋病流行的重要意义。最终让国际逐步接受并采纳了中国经验。

他曾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说，“对于疾控人员来说，你工作做得越好，越看不到你的成绩。在临床上的话，你治疗的病人越多，就越有成就感。但你看我们(疾控人员)，工作做得越好的时候，病人就越少;病人越少的时候，你就越不被社会看见，invisible(看不见的)”。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吴尊友也表达了自己对三年疫情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关心。

在《面对面》采访的背后，吴尊友谈到了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问题，他提及“从这次新冠防控来说的话，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人员队伍的培养，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方方面面的人才都缺，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公共卫生领域专家，让他们有足够知识，有丰富经验，在将来遇到类似的或者新的公共卫生问题的时候能够冲上去，能够挑大梁。在传染病防控的领域应该后继有人，所以培养人才，有一支有实力的队伍，对于中国的公共卫生未来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