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翻译家金晓宇近况 金晓宇最新消息

金晓宇的日常生活有条不紊，像一张严格执行的“表格”。 每天不到6点，金晓宇起床洗漱，热饭。7点他步行一个小时，去离家三站路远的市场买菜，再乘公交车返回。到家先洗菜，9点到10点半回卧室，开启他固定的翻译时间。父亲离世后，“表格”里的做饭日程被提前了半个小时。上午10点半，他舀半杯米煮饭。吃完饭，他会听半个小时广播，再午休半小时，接下来又到了雷打不动的翻译时间。下午5点半热剩饭，最晚晚上8点前洗澡上床，听半个小时广播就睡了。

这是50多年来，金晓宇第一次独自生活在这间60平方米小房子里的真实写照。在母亲离世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今年1月18日，金晓宇父亲也因病去世。金晓宇开始学做菜，把米袋按照日期顺序排成一列，他计算菜钱、稿酬，靠着这样的生活细节一点一点填补爸爸离世之后的心理落差。

他形容自己像“苦行僧”，年轻时的命运多舛令他固步自封。两年前，父亲的一篇《我的天才儿子》将他“推出门外”，打开了他和世界的接口，受到关注的他开始不断得到外界的认可。独自生活的100多天里，这一次，由他“主动走出门外”。

“少年”心性

已经50多岁的金晓宇，几乎没有白发，皮肤白皙，像30多岁的青年。他说话的方式、语调，青涩的微表情，更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记者进门不久，他从厨房端着一盘杨梅过来，一会儿又拿出三支巧克力味的冰淇淋——他像小孩子一样，把自己爱吃的东西拿出来分享。

他对身边的事物也有着少年心性般的独特理解和规矩，不允许别人随意入侵、打破，这种固执是他内心秩序的一种体现。

比如按部就班的日常作息，用完电脑后必须搬开桌子，将键盘、鼠标归还原位。还比如，他觉得近期自己左眼视力有所下降，他认为跟吃了某种治疗躁郁症的药物“准脱不了干系”。

从上午10点开始，窝在沙发上的金晓宇来回搓手，就吃药问题和社区黄书记展开了半个小时的辩论。“要不你减半颗?”极力劝说无果，黄书记妥协了，她深知精神疾病患者停药的后果，遂向他分析导致视力模糊的多种可能。

“还是不行，吃坏了，眼睛就恢复不了了。”金晓宇重复这句话，将药物说明中可能导致“视力模糊”一栏翻开给大家看。“以前我看文档扩大到百分之193就可以了，现在要扩大到200多才能看清。”

此事最终在询问医生后才作罢。金晓宇答应不减药量，黄书记不忘嘱托社区的阿德师傅一日三次给金晓宇滴眼药水，以缓解视力问题。

金晓宇十分珍视自己的眼睛，这是他翻译的“窗户”。只是金晓宇一开始不知道，一只眼睛没有了，会像天平空了一端，彻底打翻了他生活的平衡。

金晓宇6岁那年，玩具手枪里射出的一根针，正中他的右眼，不得已做了晶状体摘除手术。小时候他不敢去做广播体操，因为父母告诉他，一旦运动出现问题，需要摘除眼睛，这对外观影响就大了。

此后，金晓宇便靠着一只眼睛生活，过得小心翼翼，原本成绩优异的他也因为视力问题开始厌学。高中时，他又患上了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的疾病——“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这病后来导致他辍学，往后每年都会住院两三次。

母亲曹女士总是在金晓宇成长的关键时刻做出重要的决定。比如在1993年购置电脑，让晓宇学习上网，而后安排自学考试，让金晓宇去浙江图书馆借阅书籍，晓宇在六年的时间，自学了德、日、英语。又因为母亲答应校友的邀请，让金晓宇开启了人生的翻译之路：一部外文短篇小说《船热》。

“目前来看，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的生活肯定与现在不一样了。”金晓宇的父亲金性勇曾打趣曹女士是“曹操后代，是家里的战略规划家”。“我爸爸表面上与她发生争执，但实际上大事都由妈妈决策，我爸亲自实施。如果没有这些，我想象不出来现在到底会是什么样子。”金晓宇说。

“死亡”与“独行”课题

1月18日，父亲金性勇因病去世。今年3月，金晓宇经历了最久的一次住院。

金性勇离世前半个月，都有金晓宇陪在身边，金晓宇每天吃完中饭后，就会赶回医院陪伴父亲。父亲走后，他答应了父亲的最后一个愿望：捐献遗体。其实，这一开始遭到了金晓宇的激烈反对，还把父亲签字的资料撕掉了，后来金性勇背着他，又偷偷地重新填写了一份。

父亲去世没多久，金晓宇旧病复发，住院近两个月。出院后，金晓宇找到黄书记，表达了捐献遗体的意愿。实际上，捐献遗体的意愿也是在向父亲学习。捐献遗体原本是金性勇的遗愿，他不想自己的后事拖累儿子，金晓宇也表示，必须帮助父亲完成这个心愿。“如果他捐的话，我也同他一样。”

当天签署遗体捐献时，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像金晓宇这样签署遗体捐献，其意义会更大。因为金晓宇还捐献他的脑组织，这对于双向情感障碍这类的精神疾病的研究意义非常大，也具有很高的价值。

母亲的去世让金晓宇第一次感受死亡带来的冲击，而在面临父亲去世时，金晓宇则不得不直面往后一人独行的课题。相较于打击和无措，金晓宇认为“更多地促成了一种深层次的生活动力”。

“我现在已经50多岁，而我爸爸是86岁去世的。如果我能活到他的年龄，即使只能再活三十几年，也倒无所谓了。 ”

金晓宇一开始也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我想还是逐渐摆脱一些，总是沉浸在其中并不好，想他也没有用。”金晓宇说，就像母亲离开后，父亲很快就处理掉了很多母亲的衣服。金晓宇说舍不得丢，爸爸告诉他，有些事情不要沉浸在其中，而是要积极前行。

父亲还曾告诉金晓宇，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过多地提及困难的事情，只要是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就行了。

这在金晓宇看来，是一种难得的心态平衡，“所以爸爸会比较长寿”。金晓宇的结论让黄书记笑了，金晓宇偶尔蹦出来的幽默，给这间沉闷的屋子透进一些光亮。

晓宇接着说出缘由，他想到年轻时眼睛受伤后没有学习和工作的那段灰色时光，他连着好几天不吃饭，对身体健康造成一定损害。“所以我不一定能活到他(爸爸)这个年龄的。”他笑了一下，笑容又很快消散。

金晓宇担心年纪较大的人可能患有高血压和肾衰竭，他总是担心现在的时间不够用了。“如果时间过去，后悔也来不及了。现在条件好了，找到窍门的年轻人学外语更快，学习时间较短。所以，除了翻译外，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要继续努力学习西班牙语。”金晓宇说。

一方面是学习新语言让金晓宇翘首以待，另一方面是表哥、堂哥、社区书记经常看望他，让他有所依靠。他把米袋按照日期顺序排成一列，“我的目标是，家里的7袋米，每袋六七十斤，我想把这些米先吃完了。”

翻译“苦行僧”与“天才”译者

穿过客厅左转，靠近大门一侧的卧室就是金晓宇的房间。房间不大，右侧挨着窗户放着一张单人床，左侧是他的电脑桌和书架。书架上堆满了字典、曾经就读计算机专业时的相关书本，以及他翻译的原作品集。

金晓宇的第一本译作《船热》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除了南大，翻译界没人知道金晓宇是谁，社会上没人知道我儿子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更没人知道这些书是一个躁郁症患者翻译的。”2022年1月17日，译者金晓宇父亲金性勇在这篇名为《我的天才儿子》的自述中写到。

金晓宇形容自己的生活像苦行僧一样。他记得在翻译《本雅明书信集》时，准备了一本厚达800多页的德汉小词典。他每天早上背一页，复习6页，光背单词就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他背了两年多，边提高词汇量边翻译，等词典背完了，这本书也翻译完了。

一直对着台式电脑，脖子、背和眼睛痛得难受，金晓宇放松自己的方式就是“乘公交”。他有一张免费的公交乘车卡，他不设定目的地，车子把他载到哪了，他感兴趣就会下车游玩。“有时乘坐公交车的一路上，感觉车窗外就像古代的山水画一样。”金晓宇说。

或许金性勇也没想到，那篇自述激起的巨大反响，金晓宇被外界看到后，加入浙江作协和翻译出版社，金晓宇的生活圈终于往外扩大了一圈，社区还为他成立了“晓宇译角”。5月20日，他就和省市译协的几位前辈们一起参与了双荡弄社区的迎亚运英语学习活动，并作为社区志愿者，向邻居们分享了自己学外语的经验。

金晓宇手头正在翻译《印加文明》。“回来20天翻译了40页，马上就可以结束了。”晓宇说，近期浙江文艺出版社邮寄的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的《葬送》，他还在阅读，双方还没有聊合同。“我希望可以提高一点稿酬。”金晓宇认为除了按字计价的费用外，每印一本书最好可以给到他一点额外的收入。

“我会有一个盼头，如果按一块钱一本，他卖出了百万本，我就有个盼头。”金晓宇顿了顿，“所以说我还是比较俗的一个人。”父亲去世后，经济方面少了一份固定收入，他不时会思考赚钱的问题，“要争取的，我尽量争取一点”。

金晓宇的主要花费在“吃”上面。家附近的老年食堂折扣可能会便宜很多，一顿大概也要三四十块钱。“自己做肯定便宜多了，比如说一个素菜老年食堂也要8块多一盘，我自己做的话没几块钱，还可以吃两顿。”他计算着菜品价格，边清点着冰箱里的排骨。

金晓宇会在过季时买打5折的冰淇淋，多逛几个菜摊菜对比价格。他几乎每顿饭都吃虾，从未买过鸡、鸭、鱼肉的他曾为“花了60块买的老鸭没肉”而发愁，结果别人告诉他，老鸭就是肉少的，是用来炖汤的。靠着这样的生活细节一点一点填补爸爸离世之后的心理落差，金晓宇的身上也慢慢沾染了些许烟火气。

6月的一天，金晓宇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委托人给他邮件的两本书，希望他阅读全文，如果觉得好，再看是否有可能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这两本书。金晓宇觉得很开心，因为父亲金性勇生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出版业的最高殿堂，如果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本书，“也算是达成了他在世时对我事业上的憧憬”。

光环也好，头衔也罢，金晓宇觉得自己因为“天才”这个称呼，若能被更多人发现，也是一件好事，苦行僧的生活也开始尝到了一丝甜。

“老猫”和“老耗子”的最后陪伴

随着“天才译者”被传开，很多读者已经将目光投向了金晓宇的译作。大多数人看到的，是金晓宇成名后、媒体报道中才华横溢且命运多舛的多语言翻译家。

在《我的天才儿子》发出后，这间几十平米的小房子里陷入从未有过的热闹氛围。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房门常常是敞开的，金性勇不厌其烦地将纷至沓来的媒体记者引进屋，或围坐在屋前的小凉亭，重复介绍着金晓宇在翻译上的天赋。金晓宇则安静待在一旁，简单应答。

但是社区黄书记更多看到的，是在金晓宇与躁郁症拉扯的三十几年里，金性勇在背后的默默承担着这样漫长而又日复一日照顾孩子的责任。

金晓宇每年都会犯病，有时候会出去招惹别人，金性勇总是跟在后面，向别人道歉、去认错。金性勇也会请社区出面协调，金晓宇又出去“惹事”，让社区书记去跟别人说说好话，“我们道歉，愿意赔钱的”。黄书记觉得金性勇的父爱内敛又厚重。

起初金晓宇不知道自己在情绪高亢或者压力大时，该如何寻找出口，“以前总是在家里摔东西，后来不行了，不能再摔东西了”。有一天，金晓宇觉得父母年纪大了，受不了这种压力，“所以还是我出去避一避吧”。他拿起那张免费的公交卡，选择出门散散心。

在黄书记看来，金性勇父子双方之间可能缺乏沟通，日常存在一些小矛盾。

有一次，晓宇一个人外出，没有带手机。金性勇告诉黄书记金晓宇走丢了，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找了大半天都没有找到，很是着急。直到下午4点，金晓宇自己回来了，黄书记问他去干什么了，他说去看看墓地是否合适，他想为妈妈找一块墓地。

爸爸很反对，父子俩大吵一架，“晓宇告诉我作为子女，他有能力去帮妈妈找一块墓地，想把妈妈的后事做好，但是金性勇觉得这笔钱还不如省下来给晓宇。他想把钱留给晓宇，以便能过好他的日子。所以我觉得晓宇心里更多地有父母，父亲心里更多的是晓宇。”

给苦难留尊严，是出于知识分子的一种体面。金晓宇妈妈卧床的三年里，金性勇一手承担着照顾妻子的任务。晚上每隔两个小时，金性勇就要给她翻身，所以金性勇几乎晚上没有睡过整觉，但白天还是要继续做饭、洗衣、照看金晓宇。那时候黄书记曾询问是否要帮忙找一个护工，金性勇表示不方便，自己照顾起来可能会更好。

金性勇在住院的前两天还在做饭，金晓宇让他请保姆，或者去养老院。金性勇却不愿意，提出要花10万元装修房子，要给金晓宇找一个老伴。“如果他愿意，可能还能活得长一点。”金晓宇说。

金性勇在世时，从未向黄书记提过生活上的困难，金晓宇出名后，很多人要给他捐款捐物资，金性勇一直都拒绝。他还告诉黄书记，社区如果谁有困难的，他还可以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帮助别人。

一天吃完馄饨，金晓宇向记者主动提及了死亡的话题。

金性勇病重住院，中途医生说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金晓宇以为爸爸会没事，“很奇怪的。”他不理解爸爸最终为何没能出院。

父亲走的那天，金晓宇毫不避讳的拍了照片，他怕以后没了念想。可看到照片，金晓宇却说不出来那是怎样的感受。“一个人会悄无声息突然离开你的生活的感觉吗?”记者问。“嗯。”金晓宇应答。

妈妈生肖属虎，爸爸和金晓宇都属鼠。早几年，妈妈卧床后，“瘦成皮包骨”，金晓宇一直亲昵的叫她“老猫”。金晓宇说，在“老猫”最后的三年多时间里，还好有两只“老鼠”陪着她，妈妈去世后，他一个人常念叨“老猫走了，老猫走了”。

最近一年，金晓宇发觉爸爸越来越像一只“老耗子”，但他从来不敢叫爸爸“老耗子”。离别之际，金晓宇第一次摸了爸爸的脑袋，也是最后一次，“老耗子”在金晓宇的眼前一点一点消逝。